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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要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工作”——任纪舜院士谈“百年地调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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添加时间:2016年11月10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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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-11-08 | 作者: 刘晓慧 | 来源: 中国矿业报 | 【 】【打印】【关闭

  10月27日,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召开纪念大会前夕,中国矿业报记者就“百年地调”采访了任纪舜院士。

  记者:中国地质调查已经走过了整整100年的历史,您是如何看待这100年的?

  任纪舜:中国地质调查的百年,是指1916年中央地质调查所建成到2016年的100年。整个100年是十分辉煌的,为国家、为地质科学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这100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1950年以前和1950年以来两大阶段。

  记者:按照您对中国地质调查百年历史的划分方式,请您先谈谈1950年以前的地质调查情况。

  任纪舜:过去常说,“解放前的中国是一穷二白”,但那时的地质事业却不是“一穷二白”,而是有相当好的发展。中央地质调查所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科学研究单位之一,它不但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,而且在地学研究上成绩卓著,并培养了一批人才,为新中国的地质事业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。

  我只举几个例子。在资源方面,比如,中国第一个天然气工业气田——圣灯山气田,第一个油田——玉门油田,著名的赣南钨矿、攀枝花钒钛磁铁矿、富含众多稀有元素的白云鄂博铁矿等,都是地质调查所发现并调查研究过的。

  在基础地质科学研究方面,编制完成了1∶300万中国地质图和1∶100万国际分幅的14幅中国地质图,总结了当时已有的调查研究成果,为新中国的地质填图、矿产勘查、科学研究以及地质学教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基础。

  在理论上,则有翁文灏的燕山运动、李四光的地质力学、黄汲清的多旋回构造运动等等。另外,陆相生油理论也是那个时候的产物。关于陆相沉积可以形成石油天然气,最早是二三十年代由翁文灏、谢家荣等人提出,但能否形成具有经济价值的工业油气藏,则没有定论。陆相沉积也可以形成具有经济价值的工业油气藏的理论,在我国最早是由潘钟祥、黄汲清先后提出来的。正是有了陆相生油论,1950年~1960年,我国在一些大型陆相沉积盆地中先后发现了克拉玛依、柴达木、大庆、胜利、大港、辽河等油气田。

  在人才方面,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有6位地学方面的院士,除李四光来自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外,翁文灏、谢家荣、黄汲清、杨钟健等全部来自地质调查所。1950年后,地质调查所主体进入地质部,部分被分到中央有关部门、中国科学院和大学,成为新中国各个地质单位的骨干。地质部和各省地质局的总工程师和主要技术骨干,大多也是来自地质调查所。他们之中,有48位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  记者:1950年以来的历史应该算中国地质调查的第二阶段,请您详细谈谈这一阶段的情况。

  任纪舜:1950年以来中国的地质调查又可分为1950-1960年代、“文革”和“后文革”3个时期。

  1950-1960年代是中国地质事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,中央建立了地质部,各省成立了地质局。当时的中央领导对地质工作特别重视,毛主席提出“地质工作要一马当先。一马挡路,万马不能前行”。党和国家把地质工作放在优先发展地位,对地质工作者以极大的关爱——社会地位高,待遇也高,所到之处当地政府和人民都给予热情的支持。地质人员由几百人迅速发展到几千人、几万人,最后到数十万人,形成浩浩荡荡的地质大军,为国家找到了大量丰富的矿藏,极大地支持了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。可以说,新中国的每一座重要的矿山和工业基地(钢铁、煤炭、石油、核工业等),每一条铁路、公路,以及水电(如三峡工程)等工程建设都是以地质工作为先行的。

  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,即“文革大破坏时期”,地质事业也同其它事业一样受到毁灭性的摧残而步入低谷。

  “后文革时期”。“文革”后,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,地质事业却没有及时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,体制、机制没有得到适当的调整,因此在1980-1990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于极其艰苦的境地。只有到了1999年,中国地质调查局正式成立,工作才逐步复苏。中国地质调查局成立虽然至今才短短10余年,却已取得了骄人的成绩。在资源方面,在国土资源部的统一领导下,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展了找矿突破工作,为国家找到了大量的矿产资源;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,完成了世界屋脊100余幅1∶25万地质填图,震惊了国际地学界;在科研方面,基础地质研究、数字地质制图、地球化学填图、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;中国地质科学也日益融入国际地学界,成立了国际地球化学研究中心、国际岩溶研究中心、国际前寒武纪地质研究中心,建立了中亚、东南亚和东北亚等国际合作研究中心;不久前出版的以中国为主体编制的1∶500万国际亚洲地质图,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地质制图学上蒙娜丽莎式的杰作、亚洲地质科学研究的里程碑。

  记者:您认为地质调查工作应该如何定位?

  任纪舜:从本质上讲,地质调查是探索地面和地下未知的科学研究工作。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,一些人却把地质调查当作“生产”。现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领导同志都一再强调“地质调查的过程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”,“地质调查过程就是科技创新的过程”,但如何使这一理念成为所有的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的共识,看来还需要一个过程。

  这里我还要强调的是,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是一回事,又不完全是一回事。一回事是指它们都是一个探索自然规律的过程;不完全是一回事,是指它们的目标、任务并不完全相同。地质调查中发现的重要科学线索、创新点或某些规律性认识,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,把局部的认识、个别的现象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规律,这就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。这里,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。

  1960年代,陕西区域地质测量队(当时称谓)在陕西镇安发现那里的二叠、三叠系地层为连续沉积,提交了质量很高的地质图件和文字报告,但区测队的地质人员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可能预示的重大意义。之后,黄汲清先生看到了这幅图,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,于是派姜春发等到秦岭与陕西区测队合作研究,派我到滇西与云南区测队共同工作。经过2年~3年的野外深入调查研究,同时联系川西的野外工作,结果就在秦岭和青藏高原北部确立了一个巨大的印支造山带,它与中南半岛印支造山带相连,构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支造山带,引起了国内外地学界的高度关注。西方学者主动将他们用中文发表的文章译成英文,在国际地学刊物上转载。现今,经过数十年的反复调查检验,这一重要科学见解已被完全证实,这就是现今人们所说的古特提斯印支造山带。

  记者:您认为中国地质科学应该如何走创新之路?

  任纪舜:1950-1960年代,我国“一边倒”学苏联,现在又有人主张“一边倒”学欧美。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要不要学?当然要学,而且要认真学,取其精华,去其糟粕。要理解其真谛,为我所用,同时认真结合实际,创造性进行研究。如翁文灏、李四光、黄汲清等地质大师都曾留学欧洲,对当时世界地质科学了如指掌,但他们的工作并不完全按照欧美的路子走,而是立足中国实际,结果提出了影响国内外地学界的“燕山运动”、“地质力学”和“多旋回造山运动”等。地质科学是一门区域性很强的科学,没有中国数学、中国物理学、中国化学,但却可以有中国地质学、美国地质学、非洲地质学等等,说明各国学者使用的基本理论、方法虽然大致相同,但由于其工作的对象不同,就可以得出不尽相同的客观的规律性认识,把这些不同的规律再概括再提高,就可以得出更具普遍意义的规律,产生新的理论。地质科学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。

  这些年,通过“国际亚洲地质图”的编制,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,中国不但是亚洲,也是在全世界地质构造最复杂、最具特色的一个区域。地质科学起源于欧美,但进一步发展、完善,一定要靠亚洲地质学家,靠中国地质学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完成。因此,我们说地质学家的创新点就在自己的脚下,地质调查的创新点就在调查者的脚下!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,解决问题;发现新的科学线索、创新点,深入研究得出规律性认识,这就是创新。一味地跟着外国人的脚印亦步亦趋是没有出路的。我热切地期望中国地质工作者在学习国外先进中,一定要脚踏中国大地,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进行工作,不仅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,而且为国际地质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,实现中国地质事业、地质科学屹立于世界前沿的“中国地质梦”!